中国翻译外国诗歌始于19世纪70年代（不包括外国人译的中国诗），其代表作是1871年王韬和张芝轩合译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此后，翻译诗歌才逐渐进入中国。二十年后，即1890年（光绪十六年），云南回族学者马安礼翻译了阿拉伯近古时期著名诗人蒲绥里的《衮衣颂》（今译《斗篷颂》），同年在成都以中文和阿拉伯文合壁的形式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阿拉伯的译诗。因仿我国古典诗歌经典——《诗经》体，故又称《天方诗经》。
蒲绥里（al?Βūsīrī，1211－1296），生于埃及的代拉斯城（一说生于艾蒲绥尔港，故以蒲绥里为姓）。他是阿拔斯王朝后期最著名的诗人。关于这位诗人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他家境贫寒，曾在比勒比斯任过文书，他还写过一些讽刺官吏贪污失职和揭露社会贫富不均的诗歌。译者马安礼在诗的前面曾这样介绍：“补虽里（即蒲绥里）天方大学士也，才雄天下，学富古今，妙年蜚声，文章绝世。尝以诗词称天下之贤俊，贬天下之奸佞，鸿章一出，四海流传，是以王侯卿大夫，一时显者，皆爱而畏之。”
关于《衮衣颂》有一种传说：据说蒲绥里中年曾患半身不遂症，乃作诗赞颂先知穆罕默德的圣德，他希望“以其内性外行、天人感应之奇，组织成章，颂扬至德，包括宏富，以为药石，冀得痊可，名曰《衮衣颂》，言称颂至德，如以锦衣进献也。”他每夜诵读，心诚则灵，后蒲绥里果然在梦中见先知穆罕默德，先知以手抚摸其病体，他惊而立起，病遂愈。这当然是一个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传奇故事，但却因此使《衮衣颂》更加为人传颂。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求医祈福者奉为圣歌。它是一首典型的“颂圣诗”。
蒲绥里不仅是一位诗人，他还是一位圣训学家，曾听过苏非派（伊斯兰教神秘派）学者麦尔喜的讲学，于苏非教义颇有研究。他死后葬于亚历山大港的一座清真寺里，后来这座清真寺就命名为“蒲绥里清真寺”。
蒲绥里的代表作是长诗《衮衣颂》（今译《斗篷颂》），全诗162行，是一部宗教颂诗。诗中洋溢着对先知的崇敬，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它是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流传最广的一部颂诗，在阿拉伯文学史和宗教史上均具有很高的地位。这部阿拉伯诗歌中的经典之作，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仅有关这部长诗的诠释就有九十余种之多。马安礼的译诗共分10篇161章（原诗162行，马安礼译为161章），每篇以二字撮其大旨，逐次为《笃慕第一》，凡12章；《克己第二》，凡16章；《大赞第三》，凡30章；《先徵第四》，凡13章；《感应第五》，凡16章；《宝命第六》，凡17章；《登霄第七》，凡13章；《道徵第八》，凡22章；《真悔第九》，凡12章；《慈云第十》，凡10章。
关于它的内容，马安礼在诠释中这样写道：“首言思慕之诚，忧伤之至；次言欲性之愚，克治之要；次言圣德之全，奇徵感应之神；次言悔过归真之切；终言忧惧希望，祈祝吁告之诚。”由此知这部长诗宗教色彩的浓重。但它的艺术性很高，有丰富的想像和极巧妙、生动的比喻，语言雅洁洗练，流畅优美，极富节奏感和音乐美。请看该诗第二章《感应》中的前四首：树枝叩首，遵召前来。／有干无定，行至圣哉。／若字纵横，厥千大书。／途中偃仰，奇行纷如。／譬彼白云，行行朗彻。／蔽厥炎烈，日中酷热。／指月为誓，剖一分质。／允符圣心，誓乃确实。
《衮衣颂》的翻译出现在19世纪末是值得珍视的，它对研究阿拉伯宗教文化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它的译文是仿《诗经》体，增加了这首宗教颂诗的典雅，这是优点；但由于译文是用文言和四字句，也限制了这部长诗丰富的意蕴和民族风格的表达。但这一历史的局限丝毫也不影响马安礼这部阿拉伯译诗的历史文献价值。《天方诗经》最早为中国人民了解与欣赏阿拉伯诗歌乃至其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翻译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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